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至1937年底，濮阳地区虽未直接卷入战火，然而濮阳人民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战热情。1938年5月，濮阳地区全境沦陷，濮阳人民开始武装抗日，广大妇女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战前濮阳地区的妇女运动

濮阳地区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封建保守势力强大。广大妇女在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下，忍受着父权、夫权的压迫，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妇女在生活中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未出嫁时是父亲的女儿，被称为“谁家的几妮儿”，成亲后是男人的附属品，被称呼为“谁家的屋里人”。妇女更没有经济地位，没有土地，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婚嫁没有自主选择权，由父母做主包办婚姻。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下，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影响到濮阳。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兴办女校，女子可以接受教育，妇女运动的萌芽初现。1912年，武经笥在南乐县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鼓励族中女子晚辈入学。同年，清丰县城内北街私立女子小学创建，此后，清丰县城内南关初等女子小学、县立两级女子小学等女子小学相继问世。1924年，濮阳县先后建立两所女子小学。1925年濮县建立县立女子小学，该学校于1936年改为县立城区叶家巷女子小学，直至战争爆发才被迫停办，前后历时13年，培养女学生千余名。1928年，受北伐影响，濮阳、清丰、南乐、范县等县开始成立放足会，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五女师）的六七名毕业生受聘结伴下乡，宣传检查放足事宜。放足运动打破了封建束缚，解放了女性双足，使她们可以走出家门，参与更多的社会事物。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主要是在大名五女师的女学生中以及中共濮阳县委影响的周边地域。1924年秋，大名五女师建立，招收周边各县的女学生。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浪潮波及到大名县城，五女师学生上街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接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1929年11月，五女师学生闹学潮驱逐反动封建校长成仰渊，学潮坚持三个月后胜利。在此期间，校外党组织在五女师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刘月芹（清丰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王爱星、李秀芬（大名人）、张玉洁（又名卢凯，清丰人，曾任清丰女校校长）等10余人加入了共青团，她们的进步思想很快影响到家乡的妇女运动。1927年10月，中共濮阳县委在濮阳县千口村成立，积极开展党的活动，扩大党员队伍。后化村王山兰、王秀芝，前化村王先荣，温邢固赵春芝，马集王秀花等妇女在这年冬天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直南沙区最早的一批农村女党员。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党组织活动站岗放哨、送信、掩护干部、秘密发动妇女等。1928年，中共清丰县党支部在清丰民众教育馆成立，接受中共濮阳县委管理，领导清丰群众开展妇女放足等革命活动。

1929年2月的温邢固事件后，千口村妇女张栋（赵纪彬之母，1929年入党）抛弃家业跟随被捕党员去大名，为狱中同志洗衣做饭、传递消息，并募捐、筹款积极营救。为营救被捕党员，张栋卖掉30多亩良田和两处宅院，经过努力，刘汉生、王卓如被取保释放，赵纪彬、李大山被判刑二年半。

1930年，濮阳县城内出现女子共产党员活动。濮阳县女子高小教师、共产党员尚一峰（尚其贵，濮阳县人）经常改扮农妇模样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工作。女子高小的师生们向她学习，学校一度成为当地党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心。

二、局部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燃起星星之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濮阳妇女也积极响应。濮阳女子初小、高小的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反日宣传，排演反封建话剧《孔雀东南飞》，并利用濮阳县城内举办九月大会的契机举行持续三天的反日游行，扩大反日宣传的影响。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五女师学生干部董相云（濮阳人）、刘月芹等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活动，并给沪上抗日的十九路军寄赠慰问袋和慰问信。

由于濮阳地区距离东北、上海等局部抗战地域较远，只有一些接触到新思潮新事物的女学生、教师、先进知识分子意识觉醒较早，自发开展反日宣传。在组织发动妇女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妇女的谋生手段、生活习惯等进行宣传发动，开展反抗剥削压迫的活动，如盐民斗争、秋收斗争等。1930年6月，中共直南特委成立，实施对直南、豫北含濮阳、清丰、南乐等30多个县党组织的领导。1932年直南特委发动盐民驱逐盐巡的斗争，在《直南特委两河盐夫工作议决案》中，提出“盐民中之青年妇女工作必须立刻开始去作”。1932年9月12日，直南特委对秋收斗争中的妇女工作，明确指示：“领导贫农青年妇女须有计划的抢几个地主豪绅富农的秋，绝对禁止（得手就行）的乱抢妨碍了中农的利益；团要特别加紧这一工作来发展团，建立少年队童子团等，组织发动妇女摘花加价的斗争，一直走到抢棉花来开发妇女工作”。

发动普通妇女的同时，中共直南特委不断加强妇女干部队伍建设。1933年冬，张桂英到直南特委工作，1934年初，张桂英任直南特委任机要秘书，1936年12月，张桂英担任冀鲁豫边区特委（1934年下半年直南特委分设冀鲁豫边区特委和冀南特委）组织部长。1934年9月，陈少敏以妇女代表的身份被河北省委派到直南特委工作，11月任冀鲁豫边区特委副书记。冀鲁豫边区特委内设有妇委，当时在特委工作的妇女同志有陈少敏、张桂英、张季梅、尚其贵、小朱。1935年春，濮（阳）内（黄）滑（县）中心县委成立，陈少敏任副书记。陈少敏在濮阳、内黄等地做了大量的妇女工作，她多次秘密召集妇女开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翻身求解放的重要、妇女的任务等，还将妇女受苦受难的实例编成歌谣传唱，许多妇女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少敏还组织了“讨饭队”“叩头会”等群众组织，“叩头会”是由张栋出面联络以拜佛求寿为名义成立起来的组织，很快发展到数百名男女会员，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濮阳沙区的第一个以妇女为主的群众组织。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日，陈少敏和张栋等领导“叩头会”数百名群众，到千口村天主教堂，对教会头目进行说理斗争，揭露教会欺压人民的罪行，陈少敏因此遭到濮阳县反动当局的悬赏通缉，在群众的掩护下多次脱险。

总的来说，从1931年至1936年间，濮阳地区的妇女尚未全面发动起来，党领导的妇女活动主要集中在濮阳县、清丰之间的沙区，其余各县也有零星活动。

三、全面抗战阶段，妇女运动高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攻破平津后继续南侵。1937年12月，日军攻破南乐县城，此后清丰、寿张、范县、濮县、濮阳县等地相继沦陷，濮阳地区危在旦夕。为挽救危局，濮阳地区共产党组织积极恢复和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带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妇女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

（一）建立妇女组织

为加强党的领导，1937年11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古城重新成立，领导濮阳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2月，清（丰）南（乐）大（名）抗日救国会在清丰梁村成立，总负责人为马彩三，妇女部长刘翠琴。到1938年秋冬，几乎村村都成立了救国会，救国会领导的农、青、妇、儿童团、姐妹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蓬勃发展。1938年5月，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六塔集召开各县救国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总会章程和宣言，总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儿童、武装6个部，杨均、陈友菊、范世钧先后担任妇女部部长。

1938年冬，中共直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先、妇救会等系列组织”的指示，决定妇救会、农救会单独成立组织。1938年11月，冀鲁豫边妇女救国总会建立，付秀香、范世钧分任妇救总会正、副主任，会员达15000余人。1939年春，妇救总会设立3个部，组织部长申超臣，宣传部长申戈军，生活改善部长申超臣（兼），副部长张巧凤。濮阳的妇女工作在妇救总会的带领下普遍开展，1939年5月，濮阳县妇救会建立，赵森任主任；8月，南乐县妇救会建立，程墨之、闫双珍任正、副主任；同年冬，清丰县妇救会建立，刘清霜任主任；寿张妇救会主任张露，范县妇救会主任齐涛，卫河县妇救会主任任守荣，顿丘县妇救会主任盛利，尚合县妇救会主任王欣。至此，濮阳地区从上至下，各县妇女组织基本建立起来，形成完整的系统。

（二）加强妇女培训

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强调要“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的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党组织重视对妇女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通过开办训练班加强妇女干部队伍的培训，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壮大革命力量。组织开办识字班，加强妇女群体的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

1937年10月，董文华从国民党一八一师学兵队到沙区帮助组建抗日武装，是濮阳第一支武装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最早的女干部。董文华组织开办了第一期抗日干部培训班，学员多是妇女，共20余人，这是冀鲁豫边区最早的以妇女为主的培训班。1937年11月，平津流亡学生杨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受党组织委派到清丰县开展妇女工作。1938年3月，杨均和付秀香组织曾被日军洗劫的张拐村妇女到清丰女子师范进行抗日培训，共培训40余人。此后受训妇女赵来光、马耀光从清丰县内组织发起老中青妇女小组及姐妹团，活跃在县城周边村庄。1938年2月，晁哲甫在清丰简师先后举办5期军政干部培训班，培养包含刘清霜、阎双珍等妇女积极分子在内的抗日干部近千人。同年夏末，清丰县抗日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成立，其妇女部在仙庄、六塔集、固城及城关周围，由刘清霜、丁素珍举办了5期妇女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妇女积极分子。7月初，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刘晏春组织在清丰梁村举办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3期培训班，吸收城周围及各区老、中、青妇女及抗日积极分子，共培训了近120人，学员回村后，大部分担任了妇救会会长、委员，积极组织儿童团、姐妹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抓汉奸。

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妇女部设立后，就开始了正规的妇女培训工作。1938年11月，妇女部在濮阳县秤钩湾和甘露寺举办妇女培训班，每期约40人，学习时间3个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江亚民、张竹美、张子英、张佩然等加入共产党。1939年春，妇救总会在濮阳县城内外开展妇女培训工作，以濮阳县西北黄滨为中心，吸收周围10个村庄的妇女积极分子举办两期培训班，每期20天。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妇救会干部采取拜干亲、结姊妹的方式培训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妇女骨干。后为防止遭到误解和破坏，将培训班改为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结合扫盲讲解抗日道理，发动妇女参加抗日。在其他县、区，以识字班为名义的妇女培训也取得良好效果。如1938年2月，清南大救国会成立后，妇女干部刘翠琴、马玉珍深入农村，在清丰县西北区组织妇女救国会和识字班，使妇女学习文化同时接受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受到妇女热烈拥护。

妇女培训班的培训内容大致如下：日军侵华史实和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游击队和坚持抗日根据地的长期游击战争，妇女的解放道路，抗日歌曲等，每次培训时间由10天到3个月不等。培训班的举办由点到面陆续发展，至1939年普遍开办。1938年至1939年，清丰、南乐、内黄、滑县举办妇女培训班近20期，培养干部近2000人，发展党员数十名，妇女运动呈现遍地开花局面。

（三）推动妇女解放

在妇救会的宣传动员下，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压迫、争取人生自由和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逐渐被广大妇女接受，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

清丰、南乐、卫河等县妇救会深入农村，提倡和帮助妇女建立和睦家庭。清丰的韩村、古城、青石磙等村，南乐县的近德固、留固店、佛善村等都提出和睦家庭的条件：第一，抗日救国，同心协力；第二，尊长爱幼，和睦相处；第三，家庭民主，大事商量；第四，反对封建迷信，树立新风尚；第五，团结互助，努力生产，支援前线。1940年4月，南乐县城魏普义毒死又生女孩的妻子，妻子堂兄得知后告发至县妇救会。妇救会主任程墨之率领妇救会干部分头发动群众，向县司法部门报告，县长亲自审理。6000多妇女参加游行请愿，抗日政府县长刘法尧宣布魏普义杀人罪行，经审讯后执行枪决。该案件的审理提高了妇救会的威信，增强了妇女反封建压迫的信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陈规陋习，加快了妇女解放。

妇救会大力宣传不缠足和反虐待，冀鲁豫地区30岁以下的妇女放开缠脚布，成为“解放脚”，15岁以下女童不再缠足。随着妇女在家庭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上有了发言权，家庭地位逐渐提高。

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包办婚姻，婚姻自主。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后，濮阳地区妇救会积极学习宣传执行《条例》。范县冯固村妇救会召开群众大会，该村地主富农共纳妾15人，贯彻《条例》后，14名妇女被解放出来另行婚嫁。许多妇女思想上从找婆家图有钱财转变为要求男方本人思想进步、能劳动肯干。沙区媳妇齐玉兰思想进步，丈夫阻拦她参加妇救会活动，并虐待她，妇救会多次做其丈夫思想工作无果，最后在政府批准下，齐玉兰与其丈夫离婚。《条例》颁布贯彻后，不仅保障了妇女的婚姻自由，还保障了她们的人身权利。

（四）投身抗日工作

支援前线。抗日部队的被服、鞋袜除少量由专业工厂提供外，绝大部分由广大妇女手工缝制。1938年春，我军某部到千口村临时休整，妇救会干部张栋带领妇女为他们赶做军鞋。有的地方为部队做被服还制定了公约，如清丰县平均每村每年交1至2次军鞋，每个成年妇女每次交2至3双。战士们在前线作战，妇女踊跃支前。1945年解放南乐战役过程中，卫河、南乐、清丰等地群众踊跃支前，成群结队的百姓带着吃的用的送给部队，从前线送至后方医院的伤员，沿途都有妇救会及姐妹团护理、招待。

掩护干部。在抗战期间，妇女们利用身份便利掩护干部战士，舍生忘死。1942年2月，在日军“扫荡”中，卫河基干大队被合围，战士们穿着便衣，妇女们就去“认亲”，包括卫河县县长刘子良在内的绝大部分人被掩护救回。1941年，卫河县抗联机关设在宋巧云家，抗联的文件、资料、信件都由宋大娘保存。“扫荡”时，宋大娘出面掩护干部，干部被冲散后及时到宋大娘家汇合。为保护抗联干部的安全，宋大娘还动员村中妇女在街上放哨，发现敌情及时通知大家转移。情报工作。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治安强化，男同志出入容易引起注意，妇女就担当起传送情报、交通联络的工作，她们以做生意、开店为掩护，扮作要饭、串亲戚、烧香拜佛完成情报传送。李二趁（尊称官四大娘，濮阳郎寨村人）多次乔装通过敌人封锁，把情报送到指定点。一次党组织让四大娘将情报送至日军司令部驻地两门村的地下党组织，四大娘装扮成卖针线的，将情报藏在头发里，顺利将情报送到指定地点，还将很多宣传抗日的传单，贴在了两门的大街小巷。清丰县梁村妇救会主任梅三芹支持儿子马子英参加地下党工作，并卖地开设布庄作为联络站。参加生产。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提高妇女地位、改善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基础的必要条件。清丰、南乐一带组织妇女编制草辫，制作草帽，技术高的妇女每天能编30圈，可买2斗粗粮或1.5斗小麦，全年编草辫收入与农田劳动收入相当，许多贫雇农妇女以此维持家庭生活。日军占领仙庄后，边区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参加编辫的妇女发展到15万人，每日生产总值可达百万元。1942年的大灾荒中，濮阳妇女积极生产自救，顿丘县顺河集成立公营商店，发放棉花，收购布匹，妇救会积极组织妇女进行纺织。清丰县妇女在生产中还积极开拓新门路，县劳动模范阎玉存在领导妇女纺花织布的同时，发动群众集资买茧，缫丝织绸，开辟生产新渠道。积极拥军。抗战期间，濮阳地区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积极送子送夫参军，为抗日部队充实力量。老党员张栋在四支队成立时，就带头报名送子参军。清丰梁村妇女梅三芹积极参加党的活动，送三个儿子参加了革命。妇女还帮助军队对敌伪开展攻心战，1942年南乐、清丰均有伪军部队驻扎，妇救会干部就向伪军家属做工作，效果显著。西王村的王平经过妻子劝导，带着一挺机枪和30多名伪军投诚，伪旅长杨法贤的老婆也拿着“关公图”让他投诚。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抗战期间，濮阳地区的广大妇女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从封建牢笼中解放出来。濮阳地区的妇女运动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中值得铭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