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题研究是以党的历史上某一个方面的工作或某个重大活动、重大决策、重大运动、重要会议、重要政策为选题，全面征集记载反映这一选题事件的历史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整理、分析研究，理清选题发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关事件的内在联系，以及选题事件发生发展的经验、规律、启示，是立准立好史料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也是深化党史研究和编写地方党史正本的重要基础。

党史专题研究具有资料性、系统性、完整性、客观性等特点，致力于全面搜集和整理与选题相关的历史资料，确保研究的资料性和丰富性；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出发，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确保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力求呈现选题事件或政策的全貌，确保研究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为后人提供准确的历史借鉴。

结构上基本采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方法，常用的有三种结构形式：一是纵向三段式结构，即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把文章分为背景（原因）、经过（内容）、结果（影响、经验教训）三部分，比较适合于历史事件和会议等专题写作。二是横向研究结构，即将某一个历史问题从各个侧面加以分析、阐述，或对复杂的问题作逻辑的概括、综合性的阐述，比较适合于对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专题的写作。三是纵横结合结构，即在写作中既注意从不同地侧面作横向的论述，又注意到历史的发展过程，适合大部分专题研究。

一、确定专题方向，广泛搜集资料

专题研究方向确定的原则，一是突出党在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研究方向要服务中心；二要突出地方特色，从纵向（本地这一时期与另一时期对比）、横向（本地与其他省、市、县对比）的比较研究中找准特色，或者从全党全国普遍开展的工作、运动在本地的典型表现(或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事件)中寻找特色。

作为市县一级党史方志部门，题目不宜太大、太笼统，应该具体以便于突出重点，时限、内容上也便于把握。濮阳作为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有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南乐佛善村党支部建立、中共濮阳特别支部成立，土地革命时期温邢固农民斗争、盐民斗争、姚家暴动、教师增资罢教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民主民生斗争、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抗灾救灾，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近大别山、濮阳人民踊跃支前、华野整军、组织干部南下西进等。从濮阳地区干部南下研究这个专题方向看，一方面突出了当时广大新解放区急需干部接管建政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濮阳地区干部贯彻中央安排在全国解放中的突出贡献。

资料搜集是党史研究的基础，要写好一个专题，必须占有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报刊、日记、信件、标语、布告、传单、回忆录、专著、论文、方志等等。为了写好这一专题，先后查阅了《中国共产党濮阳市历史》（第一卷）《中共濮阳市党史大事记》《中共濮阳历史简明读本》《濮阳市志》《濮阳历史大事纪年》《濮阳红色记忆》《范县志》《台前县志》《濮阳之光丛书》《南下纪念册》《清丰县红色印记—南下》《南乐县红色记忆—南下》《回顾贵州解放》《苗岭圣火 光照千秋》等书籍，并从市档案馆复印了南下干部思想动态、关于南下干部的报告等档案资料，初步理清了脉络。

这里要提到志书编纂的资料长编，所谓资料长编是在编写志书前，把搜集来的各种资料按志书的体系编辑而成的汇辑。通过资料长编的形式对干部南下材料进行删节、筛选等初步加工，按照专题的框架进行编排，粗具初稿的轮廓，便于进一步完善。

二、坚持唯物史观，交代专题背景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认识历史，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事物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例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当时，党中央对全国解放形势的判断还处于国民党政府还有一定的抵抗力量，军力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用四到五年时间才能彻底解放。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从这点看，不能说九月会议的决议有问题，而是形势变化太快，国民党政府溃败速度超乎想象。

专题背景指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历史条件，只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搞清楚、写明白，才能对我们要叙述的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铺垫和说明，才能反映出事件发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揭示出它的历史必然性。写背景既不能太简单，一笔带过，说不清问题，又不能太繁琐，挤占专题的主要内容。要做到开门见山，简明扼要，紧扣主题。例如，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左右。华北1.7万人。”10月29日，华北局作出《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5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党委架子。”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华北局除八千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体干部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1949年1月8日，冀鲁豫区党委就南调干部问题召开地委组织部长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南调干部和干部外调后组织调整、今后培养提拨干部问题以及组织部门的工作问题。2月5日，《冀鲁豫区党委就南下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已批准南下县委应立即宣布。各地委南下干部务于2月28日整队到菏泽晁八寨集中，以便整训学习。”冀鲁豫区党委分解到所属地委的抽调干部任务是：九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干部框架的五分之四，以及4个县、28个区的干部框架，共437人；八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的干部框架，以及4个县、35个区的干部框架，共521人。当时，范县、濮县、寿张(今台前县)、阳谷、朝城、观城县属九地委。昆吾、濮阳、清丰、卫河、南乐、内黄、尚和县属八地委领导。通过这样的背景交代，既点明了中央和华北局的部署、决策和总的形势，写出进行干部南下的大背景，又交代了冀鲁豫区党委的具体情况。

三、注重抽丝剥茧，辨疑存真去伪

真实永远是党史研究的生命，但党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无法百分之百的准确重现，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又时常会有差别。因此，在研读资料时就要小心谨慎，不能轻易相信二手材料，要反复比较资料异同，只有经过仔细阅读，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当事人口述史、回忆文章，要有相关的资料支撑，个人回忆终究有其主观因素和记忆力衰退的影响，不易准确完整。例如，濮阳县南下纪念碑中记载，濮阳、尚和、昆吾各队分别奔赴江西赣东北地区都昌、波阳、鄱阳等县进行建政接管工作。波阳和鄱阳一字之差，但通过网上查询，两者实为一个县，1957年5月因为规范生僻字才改鄱阳县为波阳县。通过其他资料可知，当时中共鄱阳地委决定鄱阳县、市分建，城内新建鄱阳市，鄱阳县机关驻磨刀石，南乐县五中队与昆吾县四中队合并接管鄱阳市，六中队（尚和、内黄县）接管鄱阳县，且陈桐源兼鄱阳市长，王涌波任副市长，鄱阳县委书记张悦斋、县长史可鉴。由此可以看出波阳应为鄱阳市。又如，清丰、南乐县出版的南下一书中有《南下、西进支队随刘邓大军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进军路线图》在赣东北接管时标注二大队（地委）接管鄱阳地区，根据其他资料作证，此应为一大队，因为二大队负责接管上饶地区。回忆文章《回忆1949年接管鄱阳县建立政权开展新区工作的斗争》中记述八大队六中队，该中队由尚和、内黄两县组成，实为一大队六中队，为何会出现这种偏差，因为当时内黄、尚和县属八地委领导，回忆时误将八地委表述为八大队。再如，据回忆文章1949年11月24日冯福申率队到达贵州开阳县，而根据《贵州贵定地区党史资料》显示应为25日，在此应以党史资料为主。

四、汲取正反启示，总结历史经验

写经验、教训，要准确实在、恰如其分，要围绕专题反映内容如取得重大成就、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或者严重恶果、造成重大危害的原因，就事论事为主，适当延伸并展开评价，要以对材料的占有、把握为基础，不能随意和想当然，要有直接的史料支持。例如，贵阳地区解放初期，国民党武装纷纷缴枪投诚，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但是不久，驻贵州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参加川西会战，整个贵州省仅留1个军守备，两个月后虽然调回了两个师，但加起来总兵力也不超过5万人，参加接管和维护治安的兵力大大减少。而敌人根据其应变计划潜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也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一些国民党部队通过假起义保留了大批精良武器。另外，存在一定的轻敌麻痹思想，以为西南战争已经结束，可以高枕无忧，有的县仅保留1个排驻军，照搬老解放区、游击区工作经验，对边远山区土改工作队大都安排班一级护卫；在群众没有充分动员的情况下，将广大乡村、重要交通线交给地方武装守备，导致土匪突然兴起后，交通干线大多瘫痪、城乡联系基本断绝。全区土匪由2400余人猛增至14000余人，枪支由2000余支增至8000余支。全区已解放的10个县城，先后被围攻的有7个县城，3个县的党政机关以及干部还曾一度撤出，牺牲干部上百名，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为了应对匪患，贵阳地委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匪情，确定对策，使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地、县、区、乡以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为首，吸收当地驻军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参加，建立剿匪委员会，在党委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有计划地开展剿匪斗争。组织武工队或工作队，和省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建立农协会、民兵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广大农村形成天罗地网。在策略上，集中打击向我党进行武装骚扰的土匪，采取拂晓包围的方法，一举全歼。同时，掌握和利用土匪内部矛盾，争取瓦解匪众，孤立匪首，对首恶分子及时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则号召投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省委、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集中主要力量，组织合围战斗，给主要土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全省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到1951年上半年，骚扰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

五、善用数据事例，丰富史实人物

胡乔木曾说过：“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写事件情节，要朴实无平，忌讳过分描写，事件的情节是事件真实性的具体表现，写事件情节，要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如实叙述，用朴实的语言把事件的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就行，不要人为的虚构历史情节或使用花哨的语言对事件的细节做过分渲染。例如，南下支队4月21日从桐城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原定的渡江地点急进，4月24日到达长江北岸安庆，4月26日支队全体分批奔赴渡江口岸，登上浮桥，队员拉着手、扯着衣服紧随其后，伴着浮桥不停地起伏摆动，小心翼翼地迅速渡过长江。通过不同时间节点描写了南下干部渡江情况。又如，濮阳地区西进干部首先对城乡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抽调干部组织宣传队（组）深入区、乡镇、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贴布告、写标语、召开各种会议，讲形势、讲政策，戳穿敌人的谣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明我党的态度。经过一段形势政策宣传之后，情况逐渐好转。通过采取的措施描写宣传工作开展。

写历史人物，要客观公正，以事联人，事实充分，切忌随意褒贬，张冠李戴。例如，3月18日，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到本县天台寺剿匪途中，被1400余土匪伏击，他率领50余名干部据守轿子山头，与敌血战，壮烈牺牲，时年33岁。3月19日夜，修文县乌栗区政府被土匪围攻，区委书记王本彰及其他4个同志牺牲，区武委员会主任孙三保一人坚守阵地与敌斗争，直至20日下午5时，解围部队到达，才把土匪打退。通过具体人物，反映了匪情严重，同时也彰显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精神。

六、突出党史姓党，深挖精神实质

党史专题研究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情况和结果，体现明确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目的，是政治要素的组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在记述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事件为出发点，紧紧抓住这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善于区别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反对客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写一些问题，要注意角度。例如，冀鲁豫区作为老解放区，党组织机构健全，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较高，群众基础、经济基础较好，而新解放区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疯狂反扑，土匪恶霸尚未肃清，加之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等客观条件，少数农民出身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如乡土观念、地方观念，个别的还存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封建落后思想，国家观念、组织观念模糊；土地平分后有了生产资料，发家致富的思想上升；有一部分工农干部感到自己无前途，不如知识分子，进了大城市也适应不了，不如现在回家，免得将来老了无人管；存在着愿北上不愿南下，早走不如晚走等思想。为完成这次干部南下工作，从冀鲁豫区党委至地委、县委，层层组织发动，加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加强对干部的组织管理，强调组织纪律性，克服乡土观念、地方观念。同时，适当解决被调干部存在的实际困难。对拟调干部进行了调查分析，确定哪些干部可以外调，哪些干部不能外调，哪些干部应在原地坚持工作，对被调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生产代耕问题等都有明确的安排，解除了被调干部的思想顾虑。这里需要注意，一些与专题主题相违背的材料可以舍弃，例如，档案资料平原省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逃跑问题处理的指示。

写事件的意义或启示，要围绕专题反映内容对现实和未来，对本地和全局的作用、影响等方面去分析研究，就事论事为主，要有理有据，善于总结拔高。例如，濮阳地区南下西进支队的全体成员，从冀鲁豫区到赣东北区开辟工作，又过长江、越雪峰山、进苗岭到贵州高原，克服了进军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实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孕育了闪着光辉的南下西进精神。主要表现为：觉悟高。南下西进是革命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广大濮阳地区干部，有的刚组建家庭，有的刚分到土地，有的刚安排了工作，南下西进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但一旦革命需要，党有号令，他们立即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调遣，奔赴南方，冒着敌机轰炸、敌军和土匪的袭击，去迎接新的战斗。纪律好。广大濮阳地区干部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需要南下赣东北就奉命接管赣东北地区，需要西进大西南就随军接管贵州，大多数干部工作都变动过若干次，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党分配到哪里干部就到哪里，不讲价钱，不打折扣。行军途中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风硬。广大濮阳地区干部在行军接管途中，每人每天一斤半米、五钱油、三钱盐，每人要背三四十斤重的枪支、子弹、给养、被褥、衣服，平均每天行军70余里，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宿营，南下途中正值雨季，一个多月时间冒雨行军，相当多的同志出发时的布鞋损坏，不得不赤足行军，西进时爬山涉水过雪峰山，接管时群众讲话听不懂，水土不服，人少任务重，但吃大苦、耐大劳、不怕流血牺牲，胜利完成任务。讲奉献。广大濮阳地区干部为新解放区稳政权，为他乡人民谋幸福，宣传党的政策、培养本地干部、扩建地方武装、征粮支前、抗洪救灾、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开展土改、发展经济，融入当地社会，把新区当成故乡，把人民当作亲人，把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爱与情，无私地献给了新区和那里的人民，贡献了青春献壮年，贡献了自己献子孙，大忠大爱大孝大义永传人间。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